【義築海外連線專欄 | 紀韋如】

舊建築改造的新生命-德國讀建築雜感 

Frei Otto(1925-2015)

2015年普立茲克獎得主德國建築師與工程師
以輕型張力結構建築見長
代表作為位於慕尼黑的1972年夏季奧林匹克主場館


「哎!包浩斯(Baubaus)都解體多久了?搞不清楚你們這些外國學生怎麼還會想來德國?現在那些校區也只剩些空殼了。」這是在德國交換期間，教授脫口而出的感慨，雖然語帶戲謔卻也不經意的道出部分德國人對包浩斯那份複雜的感受。總結來說，這心酸的感覺大概就像早已結束的前一段感情卻不斷被他人揭起，更令人傷感的是: 別人特地前來竟然都是為了見識你的前任，但卻不知伊人早在另一方落地生根過著更好的生活。所以到現在還繼續拿包浩斯當作到德國進修的動機恐怕會貽笑大方。

包浩斯是在談德國現代建築史與設計思潮一定會被數度提及的關鍵字。它所代表的是德國設計教育的里程碑與建築流派或風格的統稱，但包浩斯學院後期的消亡也同時也代表著德國人才外流與領先地位易主的一段難堪的記憶，從包浩斯的首腦們因為納粹的壓迫而流亡海外，促使最純正的包浩斯教育系統與人才在美國的建築界落地深根；這股徳國與世界潮流脫節的傷痛直到佛萊•奧托(Frei Otto)以第一位德國人建築師之姿進入到前包浩斯學院校長 - 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於美國的事務所後才稍稍得到了平復。

但二戰帶給德國的不光只是前面所講的一代建築學院的終結和戰爭留下的深深傷痛，在戰後舊建築大舉修復之餘，從無情戰火中遺留下的斷垣殘壁或是從倖存下來的的舊式建築也在德國激發出嶄新的設計理念:舊建築改造。其手法便是部分保留舊建築的外型同時使空間機能完善，透過新型構件和材料應用進行改建或擴建，使舊建築轉化成具全新機能的新建築。

這些難以完全回復原狀的的舊建築或遺跡便順應現代使用的需求成為了舊建築改造的實驗場和溫床，讓境內的不少案例在設計過程中稍稍放下了德國人執著環境控制及歷史保存的的包袱，如具爭議性的納粹時代遺產 - 即前納粹全國黨代會集會場（Nazi Party Rally Grounds），一棟位於紐倫堡的巨大尺度的馬蹄形建築，也在二戰後反省的聲浪中由奧地利建築師Günther Domenig用相當具破壞力的方式處理這個黑暗遺產（Dark Heirtage），玻璃與鋼構的通道貫穿了集會場的建築體，使參觀者可直接觀賞層層的建築剖面，沿著走道的展覽軸線也讓整個恐怖的歷史順著時間軸在眼前一字排開，成為德國舊建築改造的相當暴力卻難得一見的精采的案例。

這種設計手法直至二戰結束約七十年的今日，也就是戰後重建的建築生命週期即將結束之際，成為建築設計的顯學，如此的創作背景和歷史資源都是幸運躲過世界大戰內陸轟炸的的美國難以提供的設計能量。

但話又說回來，縱使滿足了    
                                                                   ◆ 體質優良 
                                                                   ◆ 歷史價值
                                                                   ◆ 新空間機能與舊建築用途的反差等條件

真的就能保證改造案的成功嗎?如果同意了以上的意見是否會再次犯下操作設計時的偏執，也就是過於執著於選擇極具特色的舊建築作為改造的受體來譁眾取寵，反而嚴重侷限了舊建築改造的可能性與公益性?於是以上的疑慮在近年德國難民收容潮中得到了另一種解答。

隨著不斷增高的收容壓力與居住需求，德國政府漸漸意識到，與其為了求快倚賴不具備完整機能的臨時建築或簡易隔間，造成收容所內的不安情緒，不如一股作氣利用舊建築改造成更適合長期居住的舒適空間。這波難民帶來的舊建築改造新浪潮也讓相關設計案成為德國各家建築學院競相搶奪的大餅和熱門設計題目，如果德國總理梅克爾能夠在下次大選繼續連任，或許在三年內這股浪潮還會持續下去。

漢諾威工業大學的學生Nelli Seibel 和Georgios Stavropoulos有效利用當地的德意志帝國開基時代式樣(Gründerzeit)
建築群間預留的細長畸零地，提出了更有效滿足難民長期居住需求的舊建築擴建方案

海外連線專欄作者介紹 |

紀韋如

台北科技大學創意設計學士班建築組畢業，長期住在台北市與新北市交界且不怎麼會認路的台北鄉巴佬。最遠曾經恍恍惚惚迷路到德國參與交換學生計畫。
於2016年靠著一股傻勁又回到了德國進修，現於斯圖加特大學攻讀建築與都市計畫系。
興趣：舊建築改造沖泡品嘗咖啡。